重庆最古老的市中心如今叫做“解放碑”，仍然是重庆最繁华的商贸中心，在1997年新辟一条十字形商业步行街，比北京翻新王府井步行街还早一年多。
　　走在步行街上，除了头顶，几乎看不见天－－密集的大楼把天都遮住了。夜晚，霓虹灯招牌、大楼轮廓灯一大片闪烁发亮。

　　重庆市政府有个政策叫做“光彩工程”，规定各大楼晚上至少须亮起轮廓灯。尤其是江边繁华地段，更要塑造出类似香港维多利亚湾的光彩盛景。

 
　　其实，这个“超级直辖市”的政府所管辖的8万2000平方公里土地和3100万人口中，住在市区外的人口有2000多万是农民－－比较穷。按照最低标准衡量，至少有300万更是“赤贫”。

　　在市区街边，可以见到许多流动“报童”（其实是“报男”、“报女”，年纪都不小），也间接说明贫下人口实在不少。此外，修鞋擦鞋的、卖水果的，都可看到。

　　“棒棒军”进城

　　最具特色的是重庆自80年代后重新出现的挑夫，三五成群，各扛着一根竹杠、带着一条绳子，等着码头货主、游客、街上店家和逛商场的消费者召唤，三五元起，就“效犬马之劳”。

　　重庆这个山城很难看到自行车（脚踏车），也没有北京那种三轮板车。随时在街边待命的挑夫成了当地人最欢迎的人力运输队。这些从农村里来的挑夫有个可爱的名称，叫做“棒棒”，因为数以万计，煞是浩大，因此也叫“棒棒军”。
 
　　出现这种完全靠出卖体力赚钱的“棒棒军”，固然是到处“上坡下坎”的山城地理环境使然，不过，连“苦活”也有这么多人争着干，就看得出重庆闲着的农民真不少。

　　但是，别以为他们“苦”，其实他们心里不苦。

　　“棒棒”们几乎都精神抖擞，眼珠溜转，充满干劲。对来自陌生记者的采访，他们也有问必答。

　　一个年轻力壮的“棒棒”说，他们是利用农闲时间结伙进城，十几人每人每月十多元（人民币，下同）合租房子，一次就住一两个月，天天工作。

　　问他通常一个月能赚多少钱，他拉着大嗓门说，不一定，少的时候三几百，多的时候“一千元也有”。

　　千元？怎么能赚这么多？

　　他笑记者“外行”，解释说：“嘿，有办法的，要靠联系，靠关系，靠熟人嘛。”说着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支小手机－－他们是有组织的，随时互相“通风报信”，钱就赚得多。

　　除了码头上的“棒棒”埋怨权力部门的官员“腐败”，让他们“出力”、别人“收钱”，多数“棒棒”没嫌出卖劳力辛苦。就算有埋怨，也没改变重庆人肯干、敢拼、乐观的性格。

　　山坡陡峭、江水凶险、环境恶劣，塑造出元代诗人笔下没有“愁颜”的重庆人。

　　自豪的重庆人

　　十多年前从成都被调派到重庆做新闻工作的刘小青归纳观察心得：与沃野千里的成都完全不同，山川险峻的重庆是个“创业的城市”，它充满“野性”，也充满“魅力”。

　　正是环境截然不同，因此成都人嫌重庆人“野蛮”，重庆人说成都人“虚假”。尽管外地商人蜂拥到重庆做生意，但是重庆人更爱跟重庆商人买东西，据说，因为他们“老实”。

　　中共重庆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周勇研究历史，一谈重庆人，就很自豪。

　　他说，重庆原来的民族是山地民族，性格豪爽刚烈，粗犷顽强。南宋时，蒙古元军下四川，准备夺重庆，然后顺江而下灭南宋，不料，竟在重庆打了足足36年，屡攻不下，最后大汗蒙哥还含恨战死。

　　重庆人还熟悉一个更早的历史故事，就是春秋时重庆这个“巴国”，因内乱而向楚国求助，答应平乱之后割三座城。但是，等到须履约了，名叫巴蔓子的守城将军说：“国土岂能割让，要兑现承诺，就拿我的人头去吧。”说罢自刎。头送到楚国，楚王大为感动。

　　重庆的山地民族如今究竟是哪一少数民族，专家也说不清了，但是，古老山地民族的性格似乎“遗传”了下来。文化大革命时的“武斗”，就数重庆最“出名”。至今，重庆人都承认，他们性格火爆，就像他们最爱吃的麻辣火锅一样。

　　“矛盾”的重庆

　　但是，“横看成岭侧成峰”，重庆身上也充满了“矛盾”。

　　这个内陆山城早在1891年就“对外开放”，成了中国内陆最早接触西方文明的城市。据重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廖元和说，重庆出现现代化工厂，比中国西北还早半个多世纪。

　　重庆也是一个最大的移民城市。现代史上两次大移民－－蒋介石领导抗战时把重庆做为“陪都”，以及毛泽东为防备第三次世界大战而进行的“三线建设”，都集全国精英于重庆。东部沿海发达省市的生产技术、人才，以及更开放的风气，融入了重庆人的血液。

　　周勇说，这也是重庆女孩长得漂亮又豪爽的原因。

　　重庆人说的“重庆十九怪”里，就有“女士喜欢露膝盖，裙子短得像皮带”。

　　大城市？大农村？

　　可惜的是，过去几十年，重庆在“计划经济”体制下尽全力扮演“重工业基地”单一角色，近80%企业是国企，不仅使它如今陷于下岗职工众多的“东北现象”，又因为农民人口近80%而叠加沉重的“西部现象”，而且，使许多重庆人变得思想封闭，难以转变。虽然历史三度选择了重庆做为发展工商业的“大城市”，但庞大的农村人口，又使它始终是个“大农村”。

　　只做为重工业基地，疏于人文教育，浪费了丰沛人才资源，今天回头看，是重庆的一大憾事。

　　“重庆的文化底蕴不足。”周勇感慨的说，重庆25所高等学校，过去竟然没有一所文理工兼容的综合大学，造成长期以来培养的人才素质“不够全面”，妨碍了重庆的快速发展。

　　1929年由国民政府设立的重庆大学，原是中国最优秀的综合大学之一，却因为50年代毛泽东下令“改制”而成了独沽一味的工科大学，直到最近才设法恢复文理工商医艺科系都有的大学。

　　“升级”的好处

　　不过，尽管有这许多障碍和不足，“直辖”给重庆带来的丰富机会和希望，却让本来就不悲观的重庆人更乐观了。

　　“升级”成了这几年重庆人普遍得到的好处。原来只是成都设在重庆的下属分支机构，现在与成都平起平坐了；原来还跟高不可攀的省级领导隔着三层的县级干部，现在可以直接跟直辖市政府领导打交道了。

　　重庆的铜梁县是个农业县，县政府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罗洪带着兴奋的心情说，以前他难得见到一次省领导，但是，重庆直辖后，他去年一年就听了三次副市长（相当于以前的副省长）的讲话，“获益很多，启发很大”。

　　人潮熙来攘往的重庆还不是一个繁华都市，人们脸上还透着浓浓的乡土味，但是，在这个不富裕的直辖市，居民却很快乐，因为他们都憧憬着美好的前景。

　　这就是现在的重庆、现在的重庆人。